公共管理教育范文第1篇

在我国开展公共管理教育，不仅是对国外先进思想与理论学习的结果，也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具体来说，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是我国社会转型与发展的需要。

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独特性，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中国公共管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就，相关学者也对公共管理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总结，然而总体上我国自发性探索发展的模式基本上走到了尽头，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需要又一个新的理论、新的研究出现，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正好符合这一时期的背景，能够帮助我国社会经济等转型与发展。

2.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还需要积极的探索。

同时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渐进性以及探索性，在许多关键性的领域还正在积极的寻求突破；同时，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管理工作缺乏创新，改革的路十分艰难。通过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借鉴先进的国际理论，对现在我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积极的回应。

二、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有效途径

1.加强对中国国情的研究。

中国公共管理所涉及的面特别广、特别复杂，是对多元化系统价值去向的认识，为了实现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首先就需要对我国国情的考察。由于国情涉及的因素较多，不仅需要促进我国民主发展，同时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同时必须保证国情考察的全面性，不能以东部发达地区或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情况代表整体情况。这就需要通过多视角、多领域、多层次的研究与分析，探索中国化公共管理教育。公共管理教育在我国的开展，必须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研究成果，不能盲目的照搬照用！

2.加强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的创新。

公共管理教育具有指向性的特点，加强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在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价值观，倡导理想政府，推动国家政府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强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过程中的创新，需要能够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与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现其秉承的核心价值。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创新的一个形象的成功案例，纵观我国近年来的发展成就，每一件事件中都蕴含着创新。在中国化公共管理教育开展过程中，应该加强创新，紧跟时代的发展，鼓励与引导人们去追求、去实践，推动公共管理中国化的进程。

3.不断的创新新的公共管理教育模式与办学方式。

作为一门综合性强、跨学科、具有交叉性的学科来说，公共管理教育主要以培养通识型、应用型的复合型人才为主。这样才能使其适应公共管理工作中多元化的需求。在办学模式上，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特点，采取多样化的招生方式，不仅采用全日制的教育培训模式，还可以采用第二学位攻读的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公共管理教育中国化过程中，可以借鉴这一点，针对不同层次的公务员，开设短期、周期性的培训课程，通告公共管理教育的针对性以及高效性。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微观的公共管理教育方面，逐渐重视教育中对相关技能的强化，强调在教育培训过程中，以以后公共管理教育需要的技能为教学主要内容，强调双向沟通性。这就需要我们注重公共管理教育的实效性，采取多种多样的教学方式，包括角色扮演、案例分析、实地调研等，提高公共管理教育效果。公共管理教育培训过程中，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员分别扮演公职人员以及当事人，给定一个课题，让学员去进行处理。通过这个过程，学员亲身体验了公共管理工作，为以后公共管理工作积累一定的经验。

三、总结

公共管理教育范文第2篇

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是从公共行政专业演化来的,而公共行政专业则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多科技术学院(Polytechnics)。英国传统的政府管理者多毕业于像牛津、剑桥这样古老而有名的大学,并取得政治学、法学或其他文科学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但是从50年代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伴随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和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发展,政府部门迫切需要大量操作型管理人员。适应这种需求,在英国开始出现“市政管理专业证书”培训项目。“市政管理专业证书”起初仅是一种职业资格证明,并不是专业学位。但到60年代末期,多科技术学院作为职业大学在英国得到迅速发展,在这些多科技术学院中,“市政管理专业证书”培训项目便演化成最早的公共行政专业学位。当时公共行政专业的出现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背景,即来自富顿(Fulton)委员会的建议。英国建立富顿委员会的目的是检查公共服务,在该委员会1968年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公务员及其他各类公共服务人员都应该有明确的专业教育背景,而不单纯是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来接受大学毕业后的再教育。而且,当时富顿委员会自身也需要招募大批熟悉公共服务的大学毕业生。因而,正是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英国地方政府和公共服务迅速发展,并要求公务员和公共服务人员职业化的背景下,英国的公共行政专业在多科技术学院里诞生了。英国的公共行政专业并不是从政治学专业中分化出来的,也不隶属于政治学,它从一开始就是为适应公共服务职业化的需要,产生于英国早期职业教育机构———多科技术学院之中,这也为英国公共行政专业后来进一步向更具实践和技能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转变埋下了伏笔。

1968年,英国第一个公共行政专业的学士学位在Sheffield多科技术学院被授予,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已经有8所多科技术学院可以授予公共行政学士学位①。虽然公共行政专业主要是为了培养职业公务员,但当时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科基础仍建立在社会科学之上,以政治学为主,辅助以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和社会政策分析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多学科交叉的特点[1]。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大学也开始设立起类似于公共行政的专业。传统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政府研究的角度设置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典型的如Kent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种是从公共政策和管理分析的角度设置的相关专业和课程,典型的如Aston大学和Birmingham大学。第一种类型偏向于政治学,第二种类型则已经开始倾向于经营和管理科学传统②。1979年以后,伴随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公务员需求的变化直接冲击了多科技术学院和部分传统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的学科基础,使之开始由以社会科学为基础转向以经营和管理学科为基础,并且更为关注信息技术和其他技术的应用。新的课程,像经营战略、管理学、营销和财务管理等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科学课程而进入公共行政专业的课程设置。在多科技术学院公共行政专业学科基础转换过程中,英国“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起了关键性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了协调和监督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英国政府建立了两个委员会,1973年建立了技术教育委员会(TEC),1974年又成立了商业教育委员会(BEC)。公共行政教育隶属于BEC。1983年,两个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商业和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采纳了与一般商业教育更为一致的公共行政教育观点,使公共行政成为BTEC商业和金融课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BTEC下属的商业和金融分委员会负责。正是在BTEC的直接干预和支持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响应新公共管理运动对新型公务员的要求,职业技能训练取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公共行政课程的核心部分,公共行政教育更进一步体现出“通用技能”的要求和“学科交叉”的主题。BTEC曾对“通用技能”进行了明确界定,即“通用技能”是包括自我管理和开发、与别人一起工作、沟通、管理目标和解决问题、应用计算、应用技术、应用设计、创造在内的技能。BTEC要求其所属的多科技术学院的课程都必须围绕提高这些技能来设计。虽然英国传统大学并不受BTEC指导,可以自行设计课程,但由于BTEC在英国职业化教育中的权威性和巨大影响力,这使得传统大学中的公共行政课程也从强调理论知识和社会科学基础转向强调技能和经营管理基础。一场席卷整个英国教育系统的“技能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这场运动中,无论是多科技术学院还是传统大学的公共行政专业都更趋向于应用性和操作化,在课程设置和教学中,管理的自主性、效率和成本—收益分析成为永恒的主题③。正是这场“技能运动”促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的彻底转型,也即由公共行政转变为公共管理。

1991年英国还有8所多科技术学院和5所传统大学授予公共行政学位,但到1997年,英国竟然没有一所大学再单独授予公共行政学位,在现有的16家进行公共部门研究和学位授予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公共行政学位已经被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两种学位所取代[2]。虽然公共行政专业向公共管理专业的转型是一个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的过程,但真正的突变却发生在1992年,这一年新的高等教育法案允许多科技术学院像传统大学一样自行决定专业和课程设置,提供高教产品,这使得相当一部分多科技术学院(包括授予公共行政学位的8所多科技术学院)得以升格为大学,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新大学”。从1992年至1994年的两年间,几乎所有的公共行政学位名称都消失了[2]。从公共行政裂变而来的公共管理专业,在核心课程设置中更体现了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学科特征,如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决策科学和公共经济学等成为公共管理专业首选课程。即使在公共政策专业,技能导向也越来越明显,学科基础也更倾向于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1]。英国大学公共部门研究的专业和课程在20世纪90年代的重组,公共行政专业向公共管理专业的转变,究其原因,除了来自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影响,以及由其引发的20世纪80年代“技能运动”和90年代高等教育放松管制的影响之外,来自英国大学商学院的竞争和冲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多科技术学院和传统大学中,一直没有专门的公共行政硕士学位(MPA),相关的硕士学位专业和课程要么隶属于政治学或政府学系,授予文科硕士学位(MA),要么隶属于商学院,授予理科硕士学位(MSc)或MBA[3]。20世纪80年代席卷英国高等教育的“技能运动”,不仅影响到公共行政的学士学位课程,也直接影响到相关的硕士学位课程。萨切尔内阁支持公务员取得MBA学位,而不是与公共行政相关的硕士学位[2]。在这样的背景下,政治学或政府学系中与公共行政相关的MA学位的规模日益萎缩,而商学院中相关的硕士学位尤其是MBA课程却急剧增加,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大学商学院大量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类MBA课程,其名称为“公共部门MBA”(PublicSectorMBA),甚至像Birmingham大学的公共政策学院,它所授予的硕士学位也是MSc和MBA,而且尤以MBA占多数,竟然和商学院完全一样。而且,在课程设置上,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课程也非常接近一般MBA课程。

例如,Aston大学商学院公共管理系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包括:组织行为学、战略管理、公共部门财务管理、组织变迁管理、营销管理、公共政策、客户服务和质量管理、应用研究方法;而Birmingham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硕士学位核心课程则包括:治理和管理、财务管理、组织分析、人力资源管理、公共部门营销管理、信息管理、政策分析。Aston大学和Birmingham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大学中非常具有代表性。Aston大学是英国最早、也被认为是最为成功的在商学院中创办公共管理教育的大学之一,而Birmingham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则是英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公共管理教育机构。从这两所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核心课程设置上不难看出,英国公共管理教育的技能导向和非政治化色彩,其课程已经很难与一般MBA课程区别开来。某种意义上说,在研究生教育层次上,正是大量公共部门MBA阻止了MPA专业在英国的出现,反过来,也进一步限制了公共行政专业的发展空间①。因而,英国大学商学院大规模培养公共部门MBA也是促成公共行政专业20世纪90年代最终转向公共管理专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英国,由公共行政教育演变而来的大学公共管理教育,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教育相比,其显著差异体现在四个方面,即:(1)更强调实践导向,而非理论导向;(2)更注重政策实施的管理和评估,而不是政策制订;(3)从社会科学基础转到工商管理基础;(4)由重视知识到强化技能[1]。伴随专业和课程设置的转型,公共管理教学方法与公共行政相比也有明显不同。传统公共行政教学倾向于单向式教学,以教师和知识为中心,而公共管理教学则强调双向沟通式教学,以学生和问题为中心,更注重未来公共管理者所需要的技能、实际公共管理的活动过程及其所需各种实用技术(如计算机、信息技术等)的教育。因此,公共管理教学方法较之公共行政则更为灵活多样,已不限于单纯的课堂教学和讨论班。像商学院其他工商管理课程一样,在公共管理教学中,案例分析也处于核心地位,除此之外,还包括实地调研、实习(如三明治课程,其中包括一年到实际部门的实习)和计算机模拟等。目前,在英国大学的公共管理教育中,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灵活的教学模块和跨专业的联合或荣誉学位,已经构成其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教育的鲜明特色,公共管理教育在英国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未来致力于公共服务的学生。

二、英国公共行政研究传统及其危机

英国公共行政研究传统的形成要早于大学公共行政专业的出现。20世纪初,英国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是由Webb夫妇建立的,他们的经典研究工作是关于英格兰地方政府的系统研究。Webb夫妇具有实用主义形式的关于外在于政治过程的政府职能的研究工作,长时间主导着英国公共行政的研究风格[4]。在Webb夫妇的积极倡导下,1922年,英国皇家公共行政学会成立(RIPA),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和咨询组织,旨在发展作为一种职业的国民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并推动公共行政研究。RIPA创立的第二年,英国著名的《公共行政》杂志创刊。RIPA的创立和《公共行政》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公共行政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在英国建立起来。RIPA早期主要致力于三个领域的工作:其一,运用案例研究探索和提升公共行政的职业实践;其二,将政治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理论引入公共行政研究,以便建立公共行政学科;其三,研究所有民主国家中公共行政所应遵循的原则[5]。为此,RIPA定期举办各类演讲和会议,与国外学术机构建立联系,支持个人研究,并与大学保持密切联系[6]。RIPA对于维系和促进英国早期公共行政研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规模都十分有限,真正从事公共行政研究的学者也很少,研究主题主要是对英国政府的历史描述和运作现状的批评,研究方法多采用历史案例分析,即通过历史史实来刻画和分析政府组织结构、职能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7]。进入20世纪6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的研究状况发生了很大改观,整个60年代都被称为是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黄金时期,几乎所有英国政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此时都从事公共行政研究,如D.N.Chester、W.J.M.Mackenzie、S.E.Finer、W.A.Robson、A.H.Hanson等都活跃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4]。在这个时期,英国公共行政的学术领域被定义为是研究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制度安排,换句话说,就是将公共服务看作由政府供给的产品,重点研究政府的制度结构和决策过程,它的学科基础是政治学。概括地说,这个时期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特征是:(1)集中于研究作为政府组成部分的公共服务;(2)相信政府“计划”可以弥补市场失败;(3)捍卫作为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科层制[8]。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范围开始得到拓展,其主要推动力量是来自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分析两个学科的迅速发展及其向英国公共行政领域的广泛渗透[7]。

组织理论和它的分析工具在英国的本土化发展工作主要是由Aston大学的DerekPugh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完成的,他们由此创建了组织理论学科发展史上世界闻名的Aston纲领和Aston学派。Aston学派早期的工作主要集中在1963年至1969年这段时间,他们运用大样本的制造业企业组织和其他类型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一套组织理论中非常重要和基础性的概念及其测量方法,如规模、专业化、集权、规范化、标准化等等,用它们对组织结构进行测量,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权变组织理论。Aston学派后期的工作是将权变理论运用于英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和管理研究,开创了英国公共行政领域研究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管理过程的先河,并为英国公共行政领域中研究范式的转换创造了条件[9](p.90)。英国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公共政策研究深受美国的影响,研究内容集中于政策过程而不是政府正式的制度安排,更强调在政策形成和传递过程中的组织和个人网络分析,同时也更为关注政策内容和结果评价以及与提高政策质量相关的各种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研究的学科基础已经不局限于政治学,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开始进入政策分析领域。英国早期的政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个案分析,如著名的清洁空气法案研究等,有名的政策研究机构包括Birmingham大学的地方政府研究所,Bristol大学的城市化研究所,Leeds大学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研究所等[7]。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典型的如政策评价、政策网络分析等至今在国际上仍颇具影响[10]。英国的公共政策研究起初虽然并不是隶属于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学科,但它的研究领域却与公共行政多有交叉,并在客观上起到了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作用,同时也为该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在英国,组织理论和公共政策研究在拓展公共行政研究领域的同时,也使得基于政治学范式的公共行政面临潜在的危机。盖瑞和詹克森(Gray和Jenkins)曾经指出:“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研究的替代者的威胁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多元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很多学者通过运用决策理论、组织理论和政策分析来研究英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这种学术努力又恰与地方政府正致力于战略规划、预算改革和公共服务战略管理的努力相一致。此时,学者和实践者都相信通过运用战略管理、结构重组进行有效改革,可以创造出更具响应性和说明义务的行政单位,并发展起更好的人事管理系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公共行政研究范围扩大了,其中不仅包括政治学者,还包括组织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管理研究专家。然而,也恰是从这时开始,传统的基于政治学范式的公共行政研究开始消退,而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范式的公共管理研究得以迅速发展。”[11]

胡德(Hood)也认为:“英国公共行政从70年代已经失去了其在公共部门研究中的统治地位,产生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公共行政范式理论和方法的弱点。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真正的理论建构相当有限,通常所用的研究方法是历史案例分析,而且这些研究经常是建立在精明的常识而非明确的理论基础之上,这导致它极其易于遭受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的攻击。”[12]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已经面临其他学科诸如公共选择和公共管理的挑战,但它的真正危机还是来自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变化了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论。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改变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组了公共组织体系,政府已经不再是公共服务的垄断者。这使得公共行政范式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显得无所适从。传统的公共组织科层制模型是建立在等级制、规则和普遍有效性原则之上的,这些原则随着政府职能的分散化和公共服务主体的多元化,正日益面临严峻挑战。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一些新的治理模式,像内部市场机制、竞争定价、合同外包等,正在不断涌现出来,公共组织的性质、目标、结构和相关利益领域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都迫切需要给予新的理论说明,而公共管理研究范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出来,并开始成为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替代者。另外,从英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经费来源———“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20世纪80年代所资助的两个重大研究项目中也不难发现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研究范式转换。这两个项目分别是“政府间关系研究”和“政府与产业关系研究”。政府间关系研究是依据政策、职能和活动领域的变化探索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新形式,并由此寻求对政府间关系、政策制订、实施和说明义务的新理解。政府与产业关系研究则是建立在政府间关系的框架上,探索不同类型组织之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及其相关的政策网络形式[7]。可以说,ESRC所资助的这两个重要研究项目都远远超出了传统公共行政的研究范围,相反,却为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

三、英国的公共管理研究范式

20世纪80年代英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持续危机,到90年代终于酝酿出一场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的革命,也即范式转换。公共管理研究范式在英国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中取代公共行政范式的标志性事件,是存在了70年的皇家公共行政学会于1992年7月因破产倒闭而寿终正寝[6]。在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公共部门和公共服务研究中,公共管理就正式取代公共行政成为主导研究范式。英国的公共管理研究有两大理论支柱,即管理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7]。管理主义的前提假设是私人部门的管理技术和方法在公共部门同样适用,为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必须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基于此,管理主义强调授权、职业管理、明确的标准和绩效测量、结果管理、货币价值、客户导向等等,这恰好为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的3E标准(即节约、效率和效益)给出了合理性说明。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是强调作为传统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的科层制失败而不是市场失败,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竞争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的关键。基于此,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化、合同外包、准市场和消费者选择,这为英国公共部门私有化、政府职能化作出了理论注解[13](p.47)。无论是管理主义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已经不再将公共管理看作仅仅是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也不仅仅等同于是单纯公共部门的管理,而是将其看作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个过程中由各种不同角色所组成的复杂网络的治理,这些角色包括国家、区域和地方政府,政治和社会集团,压力、行动和利益集团,社会志愿组织,私人和商业组织等等。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实际上并不局限于研究政府做什么?公共部门做什么?公共管理研究致力于全面分析公共服务是如何供给的。基于这样的研究出发点,横亘在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之间的那些传统界限开始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公共服务供给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治理(gover-nance)成为核心问题。

治理并不等同于政府管理,而是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关系实现秩序化的方式,它包含更为复杂的机制、过程、关系和制度,借此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集体行动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调解他们的差异。在一个给定制度框架下,不同利益相关者保护其差异和表达其利益的能力是与他们在治理过程及其实施机制中的利益和权力配置相关的。因此,治理过程是否平衡、公平、透明、参与、负责、平等、具有说明义务和有效性,是在公共治理网络中谁行使权力及其行使权力的程度的函数①。一般地说,好的治理包括四个要素,即合法性(legitimacy)、说明义务(accountability)、能力(compe-tence)、尊重法律和保护人权(respectforlawandprotectionofhumanrights)[14](p.5)。好的治理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仅是对经济资源或公共服务的基于效率的狭义管理,而且还包括使政府更开放、更负责、更透明和更民主。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公共治理的公共管理就不仅涉及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更关心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说明义务”关系,亦即人民不仅仅是消费者或顾客,而且是公民,公民有权力要求他们的政府对其所采取的或没有采取的行动做出说明,公民确实需要有效的公共服务和理想的低税率,但同时他们更期望他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他们的声音能够得到倾听,他们的价值观和偏好能够得到尊重[14](pp.4-5)。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公共管理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公共治理”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的。在这个议题下派生出一系列具体研究问题,如说明义务、国家或地方公共服务网络、伙伴关系、公共服务能力、政府能力、公共组织能力、机构、合同外包、政策网络等等。

公共管理教育范文第3篇

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与早期行政管理实践相适应，人类对行政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等著作中，都蕴涵着丰富的行政管理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因缺乏系统化和理论化而未形成一种专门学科。只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管理才首先在美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然后迅速扩及西方各国。本世纪60年代以前，公共行政学(行政学、行政管理学)自在美国诞生近百年来，先后经历了创立、成长和逐步科学化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的公共行政学称之为公共行政学。60年代以后新崛起的公共管理学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相比，内涵已大相径庭。目前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框架下，包含了3个主要研究领域:一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它是公共管理学科的核心和主干部分;二是“公共事务管理”(PublicAffairs);三是“公共政策”(publiepoliey)。“公共行政”、“公共事务管理”、“公共政策”成为构成公共管理学科的三大支柱。断’公共行政，广义是指各级政府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所从事的以推行政务为核心的管理活动，它是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事务管理，是指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特别是履行某些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等非政府机构所从事的管理活动。所谓公共政策，即政府为实现或服务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规定或行为准则，是一系列策略、法令、措施、办法和条例的总称。通过对目前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考察，目前全美二百多所大学的公共行政学院(系)按本科专业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类，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维尔(Max-well)学院等均属于这一类。二是公共事务(pub-hcaffairs)类，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等是这一类的代表。三是公共政策(publicPoh-cy)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福特学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属于这一类。

二、美国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特点

(一)培养目标通过分析美国各院校公共管理类专业教育培养目标可以看出，尽管不同高校的公共管理类本科教育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这是其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①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专业理论基础，也包括通才性的基础知识);②都十分注重学生的自学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③强调本科层次的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公共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④强调为学生在更广泛的领域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作准备

(二)专业设置美国公共管理教育的规模比较大，很多学校都设有单独的公共管理学院。如著名的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维尔(Maxwell)学院。美国公共管理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设置差异比较大，各院校的公共管理教学都极力突出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例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政策规划与发展学院的本科专业侧重于公共政策、管理和规划，而印第安纳大学公共事务与环境学院侧重于环境政策的研究。美国公共管理专业的多样性主要是由于公共管理专业教育是需求导向型的，各大学为了竞争生源不得不突出自己的特色。〔4〕

(三)课程体系多数国外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才教育，这一点在美国的大学特别明显。美国大学基于通才教育的理念，无论学生最后两年主修什么课程，在头两年里，每个学生几乎都必须以跨学科选课的方式选修语文、文学、写作、人文、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7大学科。在后两年，才选择适合他个人兴趣的主修、辅修科，即进人比较精专的领域。像印第安纳大学等一流大学，即使是公共事务专业的本科生也必须与理工科的学生一起学习微积分、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科学核心课程。而一些排名前列的著名大学对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基础课程的要求也非常高。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要求的HA&SS学分分别占总学分的16%.

(四)课程内容

1.课程内容密切联系实际和时代的发展。从美国公共管理类课程规定的教学内容中可以发现，美国公共管理类课程紧跟时代潮流，培养具有实践能力、面向21世纪的新一代公共领域管理与领导人才。这充分反映在其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如印第安纳大学环境管理学院的“自然资源与环境政策”课程要求学生紧密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矿产开发、森林采伐、过度捕鱼和环境退化等问题，以及温室效应和臭氧层损耗等全球环境问题，研究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佳利用和保护，经济增长与资源损耗、发展战略与资源保护等政策问题。又如，美国高等院校所开设的公共管理学专业课程都比较新颖，一般每年都要淘汰掉5%左右的旧课程，增加约9%左右的新课程。即便是保留下来的课程，任课教师每年都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作出调整。可以看出，美国公共管理院校专业课的内容是面向世界、面向不断变化的行业发展需要的。

2.呈多学科融合的趋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外公共管理已是一个多学科渗透的研究领域。由于政府公共管理所面临的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非常广泛的领域，因此，公共管理学呈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这充分表现在其课程设置上。美国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程中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公共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如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的本科课程中这方面的课程有:公共经济学、公共部门财务、公共财政与预算、公共预算的理论与实践等等。美国公共管理类专业的课程中包括相当多的公共政策课程以及相关的高等数学和数量分析的课程。如南加州大学公共行政学的本科课程中这方面的课程有:公共政策制定、公共政策的执行、公共政策分析方法、公共政策与非赢利部门、组织与公共政策等。

(五)教学方法

美国公共管理院校的教学不仅进行系统性理论知识的讲授，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学生今后的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提供准备，而且更注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与训练，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培养学生管理与领导能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真正成为公共领域的管理人才。比较典型的教学方法有: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实践教学、计算机教学(CAT)。美国院校的教学内容和进度严格依据课程大纲，充分发挥了教材的作用，在课堂上围绕教材的内容进行讨论。为了能在课堂上跟上老师的进度，学生要用大量的课余时间阅读并准备课堂讨论。另外，课堂教学重视营造自由、宽松、活跃的教学气氛，重视学生个性和主动性的培养，鼓励学生进行质疑和争辩，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

(六)师资力量

考察国外公共管理本科教育，另外一个很深的体会是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美国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师，由在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中做出出色成绩的人担任。教师队伍中除学术出身的教授外，其骨干教师大部分都有过在政府或公共领域工作过的经历。据有关资料介绍，在美国著名大学中，教师中有的当过白宫顾问，有的曾任过政府部门长官或州政府行政长官，有的至今还是联邦政府某个改革委员会的委员等等。他们既对各种公共管理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公共管理实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得以付诸实施，这一点同样也是高质量的公共管理本科教育必不可少的保证。

三、借鉴与启示

以上对美国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分析，对我国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发展有以下几方面启示。

(一)转变教育观念与教育模式

我国公共管理学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方面要有所突破。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公共管理通才为目标的转变。中国现有行政管理教育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模式单一，其最突出的政治学取向性。政治学取向有一定的优势，但单一的取向不利于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实现现行行政管理教育的多模式发展。除了继续办好已有的政治学取向模式外，还应该发展管理学、经济学，以及公共管理学科取向模式等等。

(二)确立科学培养目标

公共管理本科教育阶段的教育应该是专业基础教育，应强调专业通才教育，强化专业理论基础和其它通才性知识的学习，过分专业化的教学内容应该放在研究生阶段进行。与其它专业一样，本科阶段的教育应该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能力、在社会化生产和活动中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独立地学习与更新知识的方法与能力等等，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种需求。公共管理学科总的培养目标应该有其一致性，那就是培养既有较深厚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又能单独处理一定具体公共管理事务的、从事于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管理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但各个学校的具体培养目标又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培养基层公共管理人才，也可以是培养研究型公共管理人才、高级公共管理人才;可以是培养公共部门的管理人才，也可以是培养专业行政管理人才。[“〕各个学校应该根据本地区和本学校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目标。

(三)构建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

建立结构化的课程体系，可以将所有课程分成三个模块:通才教育、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将国家教委规定的核心课程作为指定必修课程贯穿于其中。这其中突出通才教育、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压缩精简专业课程。通才教育主要包括政治、人文、社会、自然、语言、艺术和体育等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也应根据宽口径的原则进行设计，使学生不但得到完整的专业训练，而且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全面要求。应重视选修课的设计，应加大选修课内容的宽度和深度，增加其灵活性，适应学生的不同需求。教学内容的更新与优化。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现成的经验，直接引进原版外文材料，加快与国际接轨步伐;另一方面，还要对我国公共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提炼和总结，使学生能及时了解世界公共管理专业最新发展变化。应加强教学的实践环节。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应使毕业生能真正胜任公共管理工作。把科研引人教学之中，通过专题研究、课程论文等形式，要求学生独立研究公共管理领域的问题，培养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公共领域活动深层次的现象进行分析、判断、归纳、综合的能力。鼓励学生提出与众不同、与教师观点不同的新见解，培养其创造意识。

(四)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为辅，并开设适当的讲座和科研指导。就课堂教学而言，应该营造宽松、自由的课堂气氛，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互动和交流，可以采取如下比较有特色的教学方法:讨论式教学，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等。

公共管理教育范文第4篇

为了满足社会对公共管理理论和人才的巨大需求，公共管理学科自身必须积极寻求推动学科规范发展的有效路径，以摆脱目前“学科身份不清”和“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窘境。为此，针对公共管理学科规范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学科准确定位和教学模式革新应该是公共管理学科规范发展的基本路径，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对公共管理学科加以改造。

确立公共领域综合性应用学科的定位

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公共管理学科关注的焦点会有一些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核心争议话题主要是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19世纪末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和古德诺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成为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得以从政治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实际上，在公共管理(公共行政)学科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政治学的学科分界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都存在强烈的“政治学倾向”。所以，要化解公共管理学科的“身份危机”，就应该重申“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意义和价值。以此为基点，并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趋向，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准确定位应该是“公共领域综合性应用学科”。这一学科定位可以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各方面加以体现。其一，研究对象:公共管理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在人类社会的公共领域存在两种基本行为，即政治行为和行政行为。政治行为涉及与国家法律和基本政策制定相关的活动，包括有关的政党活动在内;而行政行为则是指国家法律和基本政策的执行活动。这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如最先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观点的古德诺就认为: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而行政则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由此，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框架下的社会总体治理中就存在着两个系统:一个是由公民直接或通过其代表进行民主决策并向政府授权的政治系统，一个是执行上述民主决策的上级指挥下级、自上而下授权的行政系统;公民既是政治系统向政府授权的始端(权力之源)，同时又是行政管理与服务的最终对象(行政系统的末端)，两个系统首尾相接，形成闭合的权力系统。“政治与行政二分”要求行政系统保持“价值中立”，这种“价值中立”是指行政系统应该依据法律和代表大多数公民意志的政治决策来实施行政行为，而非代表某个政治集团的特殊利益。这样国家的政治和行政职能就能相互分离，机构分设，行政系统由此能够依法行政，这正是一切民主政治体制的共性。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框架下，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也正在向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转变。但这并不代表“政治与行政二分”已经过时，在现代社会多方参与的公共治理视角下，“政治与行政二分”可以被引申为“政治与公共管理二分”。那么，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公共管理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其二，研究范围:涉及社会治理的中观层面，而非宏观或微观层面。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相适应，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应该定位在社会治理的中观层面，而非宏观或微观层面。社会治理宏观层面的研究涉及国家法律和重大政治决策的制定，应该归属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围;微观层面的研究涉及企业及家庭的治理问题，应该归属经济学、工商管理等学科的研究范围;而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则应该专注于政府权力如何合法规范行使的问题，属于社会治理的中观层面研究。其三，研究方法:实证研究为主，规范研究为辅。公共管理学科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综合性学科，其性质与医学、工程类似，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实践，其研究结果也要服务于实践。公共管理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偏重于与政治学相类似的具有思辨性的规范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建立在个人经验和主观推断的基础上，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与公共管理实践理论需求相脱节。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应该与现实中的公共管理实践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与学科性质相符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方法应该是在学科相关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在实际案例和数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并以实证研究结果来佐证研究者的价值推断。当然，实证研究方法的广泛采用必须以相关数据、信息、资料获取的可靠性、完整性、及时性为前提条件，与国外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者相比，我国学者在该领域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是较差的。

公共管理教育范文第5篇

西方国家在由传统行政向新公共管理模式演进的过程中，政府责任的核心价值取向经历了侧重“秩序与效率”，到追求“公平与正义”，再到倡导“服务与竞争”的嬗变。[3]行政管理的核心价值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非常显见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决种族矛盾和彰显教育平等是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核心目标。一直到80年代，联邦政府主要关注的仍是实现民主与平等的教育机会，力图通过公立高校，让日益增加的适龄群体进入高等学校，以达到解决与贫穷和种族相关的社会问题。1964年，约翰逊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向美国的贫困无条件宣战”，出台了一系列教育干预政策。如制定名为《目标Ⅰ》（TitleⅠ）的大型联邦援助计划，为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奖学金、校内工作和贷款等，以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大学。政府借助民权法案和特殊的计划，使历史上受排斥的群体进入条件较好的学校读书，并制定出一系列策略，帮助低收入民众充分参与教育，改善低收入社区的教育服务，解决家庭贫困造成的其他问题。民主与平等的教育价值取向对当时的入学标准及资源分配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公立大学致力于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无论种族、民族，也不管阶层、性别和信仰，这是大学的基本责任。平等和公正已经成为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大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大学入学人数也由此激增，尤其是在那些曾经受到排斥的群体中，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受到倾斜性政策照顾，更出现了一股上大学的热潮。公立教育在消除种族隔离和解决种族经济不平等等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种族间的差异在缩小，许多非洲裔学生加入无隔离学校的数目有了很大增长，少数民族与白人工作报酬的差距正在稳步缩小。[4]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规模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随之而来的是，教育因质量问题开始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与抨击。

保罗•科波曼曾惊呼：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当代人教育水平不能超过父辈、不能与父辈相提并论甚至达不到父辈水平的状况。[5]库克森(PeterW.Cookson)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公立学校在创造文理兼通，且具有社会良知的公民的历史任务中失败了。[6]在学者与民众的质疑声中，1981年8月，美国教育部成立了国家教育卓越委员会(NationalCommissiononExcel-lenceinEducation)，调查教育质量。委员会于1983年出台一份署名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NationatRisk：TheImperativeforEducationalReform)的研究报告。[7]报告所揭示的内容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报告表明：美国公共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这篇报告的问世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官方的、学术的、民间的团体也都纷纷组织调查研究。上至总统，中有州长、州教育学监，下及教师和普通民众，都开始重视美国教育的变化。联邦教育政策的重点开始转移，从原先的扩大教育机会转变为提高公立学校教育质量。成立于1984年的“美国高质量高等教育研究小组”就提出美国高等教育的根木问题是教育质量问题，高等学校要全力以赴地提高教育质量。美国教育的“卓越时代”在这一背景下悄然来临。研究者一致把《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发表看成是这场运动发轫的标志。[8]“卓越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对质量的持续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9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革命性的变革时代。教育政策的发展从“努力争取教育机会和教育平等”转向“竞争、目标与提高教育质量”。美国国家教育卓越委员会除了在1983年和1984年提出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投身学习：发挥美国高等教育的潜力》两个纲领性文献外，后又推出《进入大学前的学术准备》、《为高质量而行动》等系列报告，阐述如何改善大学教育，为提高本科教育质量提出建议和设想。1993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质量承诺(NationalQualityCommitment)法案，鼓励美国大学秉持全面质量管理、注重流程管理的重要理念，每年为在推广教育、内部管理及与产业合作中卓有成效的大学颁奖。创立于1995年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全国委员会”在1998年发表了题为《重建本科生教育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研究报告，提出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十种策略，拉开了美国重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序幕。在这波改革浪潮中，大量效能低下且改进不力的学校都被淘汰了，其他高校都围绕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

二、运行模式的转变：从计划模式到市场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公立教育被看作是一种公共产业，为公共目的服务，公立教育有足够的公共资助，以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教育机会去满足知识社会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州和联邦政府致力于向每一个想学习、有能力学习的人提供受教育机会。美国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在不断增长，二战结束以来，公立学校学生的平均教育费用以每10年40%的速度增长。80年代最初几年，整个美国用于教育上的投入比通货膨胀还要快两倍。[9]但投入高增长并不意味着教育质量的提高，美国的教育状况还是每况愈下。州、联邦政府和民众对高校的低效运作和质量低下极为不满，各州不再愿意提供维持公立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至少不会按照二战以后几十年间那样去资助高等教育。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美国社会似乎已经对政策失去了信心，转而相信市场。从政府、理论界到民众都开始相信，在国民教育的供给上，除政府外，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可以保证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等学者认为，当政府不能很好地处理教育问题时，市场可以作为一种补充调剂方法介入教育。弗氏坚信就配置社会服务而言，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远胜于国家经营的科层制。[10]他主张把政府提供公立教育的模式转变为政府补助教育的模式，主张开放教育市场，鼓励学校竞争，推行教育券制度和允许择校，从而促进学校产生更好的绩效，更好地回应顾客的需要。弗氏的《政府在教育中的角色》（TheRoleofGovernmentinEducation）为后来美国政府在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推行市场逻辑奠定了理论基础。美国公共教育改革中的市场逻辑是以个人权利的确立、保障及自由交易为基础的，以树立教育消费者形象、通过市场介入打破国家垄断、实现政府资金与政府供给的分离、应用市场检验等为主要内容。

它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是以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公立学校的问题。在这些理论的倡导者看来，如果不彻底打破公共教育中的官僚体制，任何改革都是徒劳的。市场逻辑引导下的教育改革的根本特征是将私立教育的某些运作方式借用到公共教育系统中。它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私立教育的某些运作方式要优于公立学校的管理方式。[11]这一假设推动了美国一系列教育政策与法案的产生，对其近20余年来的公共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20年间，学生资助从无偿捐助转向贷款，后又转向有利于中上阶层的税收信用，表明了联邦政策中对高等教育属性认定发生了重大转变：高等教育从“公共产品”转向主要是“有益于个人的产品”。联邦政府主要通过税收资助而不是按需拨款来提供支持，表明它更倾向于通过市场调配进行投资，而不是直接对最需要的学生或院校进行资助。美国公众及其推选的州和联邦政府的代表都把市场看做满足公共优先发展事业的一个有效的机制。州和联邦政府不仅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在有教养公民身上的一种公共投资，它更多的被看成一种消费商品，学生是主要的受益者。在教育决策层面，公立学校制度中所隐含的“福利”和“机会均等”的价值目标，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却逐渐被“竞争”和“效率”等一些新的价值目标所动摇，甚至被取代。[12]在对学生和大学的公共投资中，责任和效果往往取代了以前的权力和机会。过去20年，州和国家政府的公共官员都建立了法律、政策和项目，意图明显地鼓励在高等教育中形成一个具有竞争性的市场。许多州都希望在公立高等教育中创造市场力量，把高等教育从“免费的产品变成一个有一定价格（学费）的商品”，把“资助高等教育的负担从纳税人身上转嫁到受益最大的学生和家长身上”[13]。州和联邦机构都越来越要求可测量的行为指标，如毕业率、教师的上课时数、提高的生产率和成本控制等。除了在观念上的变化之外，由于高等教育在申请公共资金上已经落后于其他社会优先发展的行业，如卫生保健、基础教育和教养等，公立大学被期望应该转向一个新的资源，如学费、筹集资金和商业市场等以弥补公共资助的下降。所以学生越来越被看做是消费者，教师也越来越被看做是企业家，评价大学的根据是其市场竞争力而不是维持学术价值的能力。[14]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公立大学采取不同的策略，采用新的商业模式，从而为只能获得有限公共资助的大学提供资金上的保障。随着州财政拨款的减少，迫使公立大学发起大规模的筹资运动以寻求私人的捐赠，许多公立学校也开始提高学费，更多地依赖卫生保健、继续教育及从事技术转让活动获得收益。一些公立大学开始考虑资金运作的私有化，把自己变成公办私营的大学。

三、社会契约的修订：为公民服务到为顾客服务

在美国，大学和社会之间的结合非常牢固，每一代人都与公立大学缔结了一个社会契约。[15]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公立大学一直被看成一个社会机构，由公共需要、公共政策和公共投资所共同创建和塑造，由社会的价值观和需要驱使，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大学要承担平等地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公共责任，并为公众利益做贡献。社会和公民责任服务是美国高等教育独特又重要的主题之一。大学就应当为所有具有资格的人提供服务，而不是根据与学术不相干的标准，如性别、种族、宗教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厚此薄彼。因此，纵观公立高等教育发展史，扩大入学机会和加大公共投资，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一直是公立高等教育变革发展的主题。[16]目前，社会与公立大学缔结的契约在飞速变化。高等教育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逐渐远离了公共原则。在过去20年间，政府领导者逐渐抛弃了公共政策，而赞成用市场的力量决定社会投资的重点。学生贷款机制向“高学费—高资助”模式转变，即从捐助到贷款再到税利，从州资助到州辅助的公立高等教育。这一切说明，高等教育被看成是一种个人利益，而不是一项社会福利。从把高等教育看做一个有益于全社会的公共商品变为一个使个体受益的商品。[17]免费的高等教育观念在逐渐消失，学生成为教育服务的消费者，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不时提出更高要求。“市场导向”的办学理念最终导致了“顾客导向”的高等校园内的教育行政文化，公立大学与美国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公立大学在与各种各样的选民建立关系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它的“公众”不再仅仅是纳税人，而变成了一系列的“持股人”，包括家长和学生、联邦机构、捐助者、商业和工业界。为了获得选民和他们选出的官员的支持，大学不得不日益加入到新的、更为广泛的关系中。公立大学要为选民负责。它们不仅要不断提升质量，与著名的私立大学抗衡，同时还要对缔造和支持他们的公民的需要作出快速回应。这种转变对公立大学的课程、教学服务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大学的独立性和竞争性激发它们密切关注各种人群，公立大学开始密切关注学生在社会经济背景、年龄、家庭和职业状况等方面的快速变化。课程设置开始考虑满足学生终身学习的需求。与之相适应，在学习方式上，从建立在一种早期学位课程基础上的“以防万一”式（just-in-case）的教育，转变为一种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提高的“随时随地”式（just-in-time）的学习，进而再向一种按照学生的需要“定身打造”式（just-for-you）的教育服务转变。[18]“学生就是顾客”的观念在公立大学中逐渐深入人心，公立大学通过自身不断努力，保持教学、研究活动的质量，在知识的创造、保存和传播中为顾客服务。

四、服务功能的偏移：从核心走向扩张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一样，美国大学传统的核心任务是教育年轻一代，创造新知识、保存文化资源并把它传给下一代，为社会提供知识密集型的服务等。这些角色相对来说都可以在“象牙塔”内完成。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公立大学靠简单的角色就足以为国家服务的时代已成历史，知识密集型的世界已经离不开现代型的大学。当今社会要求大学充当更多的复杂角色，人们已经把大学视为通过研究和教学活动创造出来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智力财富资源。公立大学在很多方面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最复杂的机构之一———比多数企业或政府更加复杂。它包括很多活动，有的是非营利性的活动，有的是公共管理的活动，有的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运作的活动。它不仅教学生，还为各种委托人做研究，提供卫生保健，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提供大众娱乐（如校足球馆规模巨大）。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现代大学随着复杂程度的增加，已成为一个组织松散的高适应性系统，因为它的多个组成部分都要对外界广泛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事实上，高等教育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越来越难以向它服务的对象表述其本质、任务甚至基本价值观念。[19]就公立大学而言，其边缘任务的继续扩张也反映在它对复杂多样的社会需求的反应上。大学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其多样化的赞助者。随着学费的增长，学生与家长也对教育质量与校园学习经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捐赠者，无论个人、基金，还是合作人，随着他们对公立大学捐赠的增多，他们都将期望大学更关注他们的利益与需要。由州和联邦政府提供的项目资金，如研究资助和医疗培训，通常有一些附加条件，来要求大学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大学也逐渐从教学与研究的基本职责中分身开来，努力获得更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大学对公众这种种类繁多、似乎永无止境的愿望的不断满足，更加激起了公众对这种与学术无关的边缘活动———社会服务的无休止的要求。在许多地方性大学的社区，就能发现很多例证，从农业推广办公室，到高科技商业组织培训中心，都能见到公立大学的身影。毫无疑问，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美国高校面临直接服务于公众需要的压力还会继续加大。高校面对这些似乎无止境增加的服务任务，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接受。因为，如果高等教育想维持公众对它的信任和支持，它们必须证明自己永远比过去对社会更加有用和有意义。[20]